情系中原 匠心筑梦——麦松威先生在“麦梓英先生纪念奖”奖学金捐赠仪式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2019/09/18 13:03 次浏览

      麦松威院士情系中原,泽润郑大师生,一直关注并支持着大陆,尤其是中原地区化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对于郑州大学化学学院更是给予无比关怀和鼎力支持。麦院士不仅学术上造诣深厚,还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爱国精神,淡泊名利、提携后辈的高尚品质。2019年9月7日,由麦院士捐资百万设立的“麦梓英先生纪念奖”奖学金捐赠仪式在郑州大学主校区化学学院举行,以下是麦院士在此次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我是广东人,小时候都是学的广东话,普通话是研究生跟我交谈的时候向他们学的。讲的不好,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他们教的不好。

 三地辗转 谨记祖父教诲

      今天这个奖学金,所纪念的麦梓英先生,是我的祖父,我是他从小带大的。他原来是一个广东的农民,因为庄稼收成不好,生活不能继续下去,所以就去了香港。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木工,闲暇之余会做一些木头家具,他有一套工具,我记得小时候还看过,他时常清理并且用油把它保养的非常好,对工具特别爱惜。

      祖父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做海员,海员就是要长期坐船、运货。从香港出发的船上运载着中国的货物,通过海运传到美洲、欧洲及其它地方。祖父时常出去运货,一去就是半年,我的祖父就是这样努力生活的。还有我的父亲,他小的时候在香港念英文中学,因此他懂中文也懂英文。毕业以后,他在英国人开的律师楼里工作,每当华人居民买卖房子、做生意需要签合同的时候,他向顾客解释合同中的条款,把双方谈成的条件清清楚楚地加入条款。就这样,我们家里的生活条件才慢慢地提高。

      还记得1941年日本攻打香港的时候,轰炸得很厉害。我们住在湾仔,附近都是被炸烂的房子。然后我们搬到中区,后来中区也被炸了,所以我的父亲决定举家逃到澳门。当时澳门还是一个小地方,一下子涌进几十万的香港人,所以我们一下船,就发现岸上的食品和其它东西全卖光了。当时日本将澳门与广东及其他相邻的地方都封锁起来,别的地方的粮食不能运到澳门来,家里能买到的都是一些红薯,也叫番薯。薯、茎、根、叶子整个买回来,薯用水煮熟就可以吃,叶子和根茎也都留下来,切碎了放在水里,煮熟以后吃喝。因为没有食物,澳门很多人都饿死了。晚上太冷的时候,也有人会冻死。记忆里,祖父带我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旁边都是尸体,这些记忆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八九个月,澳门政府也应付不了。当时的澳门还是葡萄牙的属地,葡萄牙政府跟日本政府抗议,说你们不能永远封锁广东,需要让广东的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运到澳门来,不然我方殖民地的居民都会被饿死。就这样,日本答应了这些要求。慢慢地,我们也可以买到一些比较好的食物,这才得以存活。所以在打仗时,生存也不是很容易的。

      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这么优美的环境里,千万不要忘记奋斗。国家不强的话,和平安宁的生活是不能永远保持下去的。民族积弱,定会生存艰难。祖父曾经教导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在活着的时候,办好自己的事,同时争取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其他同胞。他的话我永远铭记在心。

 初返大陆  心忧祖国未来

      我很早就知道郑州这个地方。1973年的大陆,还处在“文革”的后半期,周恩来总理觉得应该派人到香港找一些高校的教员回大陆看看当时的情况。周总理委托香港《大公报》一位姓唐的记者,在香港动员一些大学、大专、中学的师生,看能不能组成一个访问团来大陆看看,了解情况和给一些意见。当时没有人敢去,很多人害怕去了大陆回不来,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组织了第一批赴大陆交流的高等教育界团体回大陆访问。当时,我们校长的夫人和儿子也参加了此次活动,所以我们的同事们也就放心了。

      我记得当时大概有40多人,有老师、助教,还有行政人员,由《大公报》那位姓唐的记者组织带队。我们先从香港到广州去。晚上周围全部都是黑的,只有一些不太明亮的灯,到街上去还需要用手电筒照明,可见当时内地的条件还是比较差的。后来,我们又乘坐苏联制造的一架新型号飞机从广州飞到杭州,再以杭州为起点,坐火车去了上海、南京等地。郑州就是我们的中转站。

      郑州市是解放后才建立的,以前没有这个城市。我看地图时才知道,郑州在中国“米字型”的中心,是一个交通要道。当时,我们参观了拖拉机厂,制造拖拉机是大陆办的比较成功的工业,所以我们都去厂方看它们的生产情况。今年4月份,我再次来到郑州,发现这个厂依然存在,当然,现在生产的都是一些比较大型、现代化的拖拉机了。所以早在1973年——在座很多人都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到过郑州这个地方。

      首次到郑州之后,我们又去了北京,清华跟北大还都是“关门”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群主席带领我们认识了四位当时在中国教育界很有名的人物——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还有另外一位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了。他们四位都坐在前面,全都不讲话,只是革命委员会主席讲话。当时一到北大,我们就要求看看北大的情况,结果发现校园里各处全部都是关着门的。在校园走走,也没有学生,想去看看图书馆里有什么书,也不能进去。看到这些,我们的心情是比较担忧的,大家都认为国家这样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

      

      后来,我们又折回郑州经西安中转去到延安。当时我们是坐飞机去的,因为风向不对,我们一直没法离开。因为飞机只有在逆风的情况下才能越过高山,顺风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在延安住了七天。我们在那里看了很多窑洞,当时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不是很好,大家心里都不是那么舒服,心想:国家这样大,这样多的人,将来该怎么办!


积极奔走  搭建科研平台

      后来“文革”结束了,生产力解放了,迎来一个比较好的局面。这之后,我跟郑州的关系也一直发展下去。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系主任,当时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所有高校里第一个提出要招收大陆的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的高校。我们希望通过培养一批水平过得去的研究人员回国,再教育大陆其他做研究的学生,这就是我们的愿望。当时香港政府没有反对,也不鼓励。但是问题出来了,大陆学生赴港需要办签证的,但当时大陆跟香港政府的关系不是很好,签证往往都要往后推迟半年或一年。我们在前一年招到的学生,只有到了下一年才能来上学,80年代一直都是这样。我的两位同事,于80年中先后招收了两位来自大陆的医学生。我自己到1989年时,才招收第一名来自大陆的研究生。我的运气很好,招收的这位研究生,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就是中山大学的陈小明。

      到了90年代,其他香港的大学也都开始招收大陆的研究生。中国的教委向香港高校提交一份大陆水平比较高的大学名单,希望这些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能直接收录念研究院。这个名单是大陆的教委提交给香港所有大学的,我也看了这个名单,里面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学生都在,但是没有一所在河南的大学,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在我的印象中,四川与河南人口都比较多。我念中学的时候就知道,河南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文化的根,绝大部分都在河南这个省份,但是没有一个河南高校的毕业生能凭他的成绩到香港念研究院,一定要再考,我就很奇怪。四川的川大都在,河南却没有一所。我心里有这个困惑,但却一直没有说出来。后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需要引用一篇吴养洁院士的文章,才知道河南有一所郑州大学。所以到90年代我访问郑州大学的时候,就去与吴院士见面请教,这是我认识郑州大学的另外一个机会,慢慢我就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了。

 寄语青年学者:情系乡土 不负韶华

       我今天讲的太多了,以前没有什么机会跟学生公开交流,但是以后希望机会更多一些。

      还有一点是我想提出来的。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我觉得福建人的乡土情怀比较重。福建很多学生,在欧美学成以后,都回来为福建的大学服务。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研究生,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只有一个人回国,他就是福建人。我希望河南的毕业生要是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都回到河南来。

      乡土情怀,是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我是广东人,也是中国人,我在加拿大念大学,到美国读博士后,一直希望回到香港服务。我是1963年拿到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做了两年的博士后。1965年,我就一直希望在香港大学找一份工作。但是当时香港大学没有空缺,只有到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任助理教授。1969年,我再写信到港大,还是没有空缺。结果,香港中文大学有回复,聘请我的条件是要我早一点于六月回国。结果,我就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服务。如果没有这次机会的话,恐怕我得一直留在加拿大,所以我对香港中文大学,尤其是新亚书院特别有感情,从1969年到2019年,近五十年来我一直为中大新亚书院服务,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记录。

      我是天主教徒,但我相信命运。很多时候,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但是往往有些机会给你,你不要的话,人生的路径就完全不同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尽量地充实自己,年轻时候多花一些功夫做学问,不要随便玩玩就浪费掉这些重要的时间,过了30岁的话,学习的能力就降低了。中国有句古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趁年轻多接受、吸收一些新的知识,不要浪费时间,让时间随便流走。要努力学好英语,不要怕跟人家交流,不要怕犯错,讲错了没关系,慢慢就会变好。英语现在应该是科学界共通的语言,学了中文以后,英文是一定要学的,其他语言的话,多学一点更好,但是总得有双语,这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每一个学生利用好这个时间。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校友简介:

        麦松威 (Thomas Chung Wai Mak),男,祖籍广东鹤山,1936年生于香港。1969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历任化学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理工研究所所长,2001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伟伦研究讲座教授,郑州大学无机化学学科首席科学家。2008年,担任郑州大学化学学院荣誉教授,着手创立并组建了郑州大学晶态分子功能材料实验室。十年期间,晶态分子功能材料创新团队成绩斐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相继在化学材料类顶级期刊Nature Chemistry等杂志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近百篇,引领并极大地推动了晶态分子功能材料的发展,使得化学学院整体科研水平明显提升。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不仅培养了我省化学领域的第一位国家杰出基金获得者,而且为我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硕士毕业生,为我国、我省和郑州大学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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